2001年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做出了立法不作为赔偿判决，认为厚生大臣和国会议员怠于废除《麻风预防法》，导致依据该法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侵害了患者权利，最后法院判决政府承担国家赔偿。

同样类型的《交换意见》或《复函》在法律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其他例证。通过立法的去伦理化而反传统，同时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中国立法的文化选择。

[3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00392号民事判决书。[47]文化立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宪法中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以及文化权利条款既没有进行过宪法解释，也没有关于文化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发生。(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摘要:  我国的宪法审查机制在整体上表现出不活跃的特征，法规备案审查主要是合法性审查而尚无合宪性审查的实例、具备宪法效力的宪法条文个案解释阙如、通过合宪性宣告实现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现象突出。[57]但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的内容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只是进行了合法性审查。

[3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7841号民事判决书。《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都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现实中也的确发生过普通公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实例[38]。当然，随着相对人主体性日益增强，尤其是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越发凸显，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日益被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不应因遵循传统而不顾相对人权利保障的时代需要。

一、中国行政法学实定法体系的构造及其意涵 法学学术体系的载体主要源自一国制定的实定法。（三）以法治实践形塑中国特质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第一，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结语 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生成、发展及不断完善，与《行政诉讼法》息息相关。

同时，立足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党政机构改革实践，亦需以政法法学等方法着力于行政组织法的制度建构和学术创新，将行政机关、公法人、独立机构、承担公务的私人和私法形式的公务组织等多元法律形态的公务主体纳入体系中。四、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创新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实践，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法律规范和制度实践，推动了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实现从无到有、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重大发展，构建了相对完备的行政法学实定法体系、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和行政法学方法体系。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  实定法体系  理论体系  方法体系 引言 构建和完善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行政法学范畴体系是对行政实定法体系的进一步学理化提升，即在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行政责任为支点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提炼归纳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逻辑体系。从行政法规制的侧重阶段看，我国行政法规范体系可以分为规制行政机关的上游规范、规制行政行为的中游规范和作为救济规则的下游规范三个层面。在当下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实践已全方位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以有力推进，这对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根本上开辟了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为检验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发达程度提供了现实标准。

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中，有些问题因为争议较大、需要进一步论证、受到篇幅结构限制或者存在其他因素等，没有被立法所规定。1.逻辑结构：单线型抑或双线型 整体而言，建构行政法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进路主要有单线型结构和双线型结构两种形式。在原则层面，同样需要对其表达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加以重新审视。再如，同样作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权责清单制度，缘起于党和国家政务公开的晒权需要，被运用于机构编制法定化、营商环境优化、廉政建设等诸多领域。

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现阶段对业已成型的中国行政法进行系统整理，就已成为当务之急。与这三项制度支点相对应，在理论体系上，我国行政法学逐步形成了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为基本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系列相关司法解释。然而，上述行政法基本原则学术史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构建尚未在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上达成共识。

自此，我国行政法学有了研究中国行政法问题的基本规范，也才褪去行政（管理）学的色彩而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行政诉讼法》为样本来分析，依托该法对行政实定法体系的描述，学界利用法教义学的融贯性方法，开始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基本原则、范畴体系等，致力于形成系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二、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 行政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鲜明标志，除了必须具有独立的实定法体系外，还必须具有成熟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对此，根植于我国行政执法实践而推出的裁量基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产物。上述诸说中所蕴含的利益均衡、控权与保权、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等思想，作为行政法的基本观念，不断运用于行政法某一层面的理论概括，发挥了各自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效，共同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一是行政诉讼被告类型具有多样性，除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从反面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2条第1款便将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虽然人格权并不能像物权、债权等财产权一样被自由处分，但权利人依然在法秩序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处置的权限（Dispositionsbefugnis），从而使人格权成为处置的客体。《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随即转变立场，将数据信息拆解为个人信息和数据，分别在第109条和第124条加以专门规定。

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不同于个人数据，或认为个人信息外延小于个人数据，个人信息只是能识别至特定自然人的那一部分数据。一是在信息上设权才能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从而促进信息得以健康有序地利用。

尽管二者均属于人格权，但隐私权原则上仅具有消极防御的功能，而个人信息权因个人信息能够被商业化利用，因此兼具消极防御和积极利用的双重功能。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通过扩张隐私权来涵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在清晰区分的基础上通过单独规定个人信息权，从而使得个人信息获得更为充分且全面的保护。事实层面，数据已经被作为了第五大要素，随之数字经济的发展日渐得到重视，但是围绕数据权利的制度设计却付之阙如，究其原因在于人们谈起数据，不由得想到数据上负载的信息，而由信息必然联想到了隐私，最终导致数据、信息与隐私混为一谈，纠缠在一起完全无法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数据确权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作为记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源于个人的网络行为（不论搜索、浏览，还是网络消费），由此生发的财产利益自应归该个人所有，因此需要在此类数据上设置个人数据所有权。

而在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的大力宣传之下，社会大众容易形成个人信息=隐私的思维惯性，认为只要平台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涉及或处理个人信息就侵犯隐私，有动辄得咎之嫌。至于其能否上升为一种民事权利，却不得而知。

但应予明确的是，该条旨在解决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竞合问题。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典》第1036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等规定却设置了无需信息主体同意的各种例外事由，这表明了对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强度不同。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个人信息是正常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础。尽管现行法不总是严格区分信息与数据，但信息一词的含义具有相对性，既可以指语义信息即个人信息意义上的信息，又可以指句法信息即数据，以此为基础便可以深化对既有规定的理解。

当今社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新兴法律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说上也将人格（利益）作为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客体加以理解。假如排除纯粹的思维系统，也可以说系统是现实的片段。然而，当下在制度规范、司法裁判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存在三者混用的乱序，由此引发了法律规制的重重难题，亟需妥当解决。

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但并不能机械地认为，就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隐私权的规定一定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过程中对隐私权能否被商业化利用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对此予以否认，并获得立法机关的赞同。

也正因如此，对于个人信息之上能否设权的问题，学说上充满了争议。这种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差序格局不仅可以为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能够完善和充实计算法学的基本范畴并推动其科学化进程。

（一）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 那么作为权利客体，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究竟如何？《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准此，前述具有可识别性的自然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均不构成隐私，而是纯粹的个人信息。